中日軍事對峙乃不祥之兆
近月以來，中日關係呈現緩和的趨勢。3月2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南韓外交部長尹炳世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首爾舉行三國外長會談，就地區與國際局勢交換意見，會後三人共同會見記者，這是2012年4月以來三國外長首次舉行會談。
依照中日韓三國關係互動的先例，外長會談舉行以後，自然就進入首腦會談的討論階段。2012年5月，三國首腦會談在北京舉行，其後，由於歷史認識及領土問題上存在爭議，中日韓三國首腦會談迄未舉行。
中日關係存在「經熱政冷」的弔詭現象。去年中日兩國雙邊貿易總額比前年增長7.5%；今年1月，日本對華出口總額同比劇增20.8%，未來數月中日貿易將進一步增長。
當今國際關係中，政治和經濟所起的作用既是微妙的，又是相輔相成的，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大體上說來，政治層面比如雙邊爭端及國民情緒的映射所起到的作用是直接有效的，為時卻是短期的；經濟層面比如貿易額大小、戰略物資依存度、科技交流等，起到的作用是間接有效的，為時卻是長期的。
其實，中日雙邊關係去冬已經有緩和的跡象。今年1月，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在日本舉行，雙方就中日關係、東海有關問題及海外合作深入交換了意見，並就一系列問題達成一致；3月14日，中國民政部長李立國出席在日本仙台召開的以防災為主題的國際會議，這是時隔約3年中國部長級官員首次訪問日本。
軍種強項有別
具體分析一下，中日關係所以從緊繃趨向緩和，源自北京領導層決定對前階段激進的外交政策給予調整，放低姿態所致。既然北京再度把中美關係視同重中之重，然則中日緊張關係亦須予以協調，自是題中應有之義。至於東京高層，據筆者估計，尚未有此悟性，能對此作出戰略盤算，於是迄今僅由事務級官員逐次跟進而已。
儘管中國是核武器大國，日本卻置身於美國核保護傘之下。冷戰時，前蘇聯核武力足與美國相頡頏，對於日本，卻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可見美國核保護傘的威懾作用還是充分有效的。有鑑於此，一旦中日兩國爆發軍事衝突，作戰形式必然是核威懾條件下的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
就中國軍隊四大軍種而言，陸軍和第二炮兵是強項，相對說來，尤其是與軍事大國相周旋時，空軍和海軍則是弱項。
對於日本軍隊來說，恰恰相反，陸軍是弱項，而海軍和空軍則是強項；然而，倘若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周邊海空域爆發軍事衝突，用得上的軍種恰恰是空軍和海軍，中國陸軍和第二炮兵處於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境地，即使中國在釣魚島周邊海空域衝突中失利，第二炮兵也無由直接攻擊日本本土，更不用說使用陸軍了。據此，縱使美國在戰時不予插手，中國也難以獲勝。
今天兩國在遠海發生一場海、空戰役，關鍵是制空權，因為沒有制空權，就沒有制海權，概言之，決勝因素是兩國空軍戰力。中國空軍和海軍航空兵擁有的新銳戰機固然少於日本航空自衞隊，更重要的是，戰局勝負卻主要取決於下述七項因素。
其一，在當代海、空戰中，電子裝備造成的「軟殺傷」效果甚至比攻擊性武器帶來的「硬殺傷」更大；日本從美國引進電子戰系統，就電子作戰和反作戰而言，演練嫻熟，達到了訊號干擾和反干擾、數據獲取、訊息傳輸，以及空情分析一體化的地步。電子作戰卻向來是中國空軍的弱點。
其二，空軍戰力取決於空情獲取和實時指揮能力。日本購自美國的13架E-2C預警機和4架E-767預警指揮機早就編練成軍，組成了一個有效運轉的機載空情、指揮體系。日本從美國引進第16數據鏈，戰機同預警指揮機的空情獲取和實時指揮能力劇增。而中國各式預警指揮機尚在調試過程中，實戰能力不能同日而語。
其三，航空自衞隊指揮體系「短、平、快」。首相軍事僚屬可以跨越航空自衞隊參謀部（代行司令部職權，航空自衞隊最高首長是參謀長）、空軍軍區和航空兵聯隊，直接指揮飛行大隊。中國空軍離一步到位的指揮體系仍有相當距離。
其四，報載中國空軍零部件不足，一級戰備的戰機飛行維持率僅60%，而日本戰機的飛行維持率在90%。假定兩國最初都能出動100架戰機，在空戰中毀傷率是零，則在第4次空戰中，中國僅能出動21架戰機，而日本還能出動72架。中國戰機飛行維持率在實戰中低造成戰力銳減的惡果，早在1958年台海危機中已經顯示出來了。
其五，如何綜合發揮空軍作戰人員及其掌握武器的技術戰術效能，兩國空軍差異頗大。就高層次而言，是各軍種之間及一個軍種內各個兵種之間如何密切配合，在聯合戰役中打敗強敵；從低層次說來，是如何在一個兵種內怎樣發揮各類武器的效能。這是中國空軍又一個弱點。
安倍立場不智
其六，兩國飛行員的軍事質素不同。飛行員是否具有足夠的作戰經驗，1000個飛行小時是分水嶺。自衞隊飛行員有1500個飛行小時，才會賦予戰鬥任務；筆者接觸的幾位日本飛行官均有3000個飛行小時（這幾位飛行官告知，時屆3000個飛行小時，就到了「人機合一」的境界），而中國尖子飛行員的標準才1000個飛行小時。
其七，日本戰機早就擁有強大的對水面艦艇的攻擊能力。至於空戰能力，自衞隊早就從美國獲得超視距空對空導彈，操練多年了。而中國不久前才獲得突破。
綜上所述，安倍的敵對立場很可能促使北京加強了危機意識。這就可能把中日兩國的軍備競賽推上惡性循環的不歸路。由此可見，安倍如此行徑殊為不智。
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
20 April 2015
信報
